俄媒:美国不想要中国无人机,但是中国无人机却在其他国家越卖越多

无人机进入战争，首先改变的不是武器数量，而是成本门槛。无人机将成为未来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单是成本就足够。无人机的成本远低于数百万美元的武器平台，却不仅能造成巨大破坏，还能摧毁这些平台，或使其在不同战场空间中无法使用。 这种变化还会把威胁范围从传统战场向外推，无人机可以攻击远离战场的舰艇，军舰或许能够防御，但货船和补给船未必能，因此战争区域与非战争区域之间的界线也会变得模糊。无人机越便宜、越容易制造，人工智能就越能减少部署后的人工控制。 它们未必取代传统装备，却会让更多力量参与作战和侦察。成本更低、部署更灵活、应用边界不断扩展，这三点恰好解释了中国无人机为何能在一个市场受限后继续向海外增长。 美国限制中国无人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但中国厂商在其他市场的订单并没有因此消失，海外需求也没有消失。 从出口数据看，这种扩张并不是抽象的判断，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援引海关统计称，2026年上半年，我国无人机出口量达到242.5万架，同比增长25.9%。 这说明出口增长很快，但出口量增长不能直接等同于“中国品牌占全球民用和商用无人机八成”，两者需要区分。 美国的限制措施仍在推进，2026年8月13日白宫又宣布无人机232关税：部分无人机及设备税率100%，25公斤及以下部分无人机税率25%，自9月3日实施；部分盟友产品另有较低税率安排。 2024年10月，大疆起诉美国国防部，反对被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名单；2025年10月，大疆就地区法院判决提出上诉。2026年8月14日，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决，部分维持、部分推翻原判，并将案件发回继续审理。 2025年12月22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及关键部件纳入Covered List，限制相关新型号获得FCC设备授权。此前已经获得授权的型号并未因此立即禁止销售或使用，此后美方又针对部分产品设置了豁免。 2026年2月20日，大疆向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审查这项限制。美国市场的门槛越来越高，但这不代表其他国家会同步放弃中国无人机。 中国无人机能够持续扩大海外销售，核心靠的是技术和规模，只有技术没有规模，成本压不下来；只有规模没有技术，产品又很难保持性能和可靠性。 中国厂商在视觉感知、自动控制、飞行稳定和整机制造上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才有条件把产品做得更便宜、更稳定，也更容易进入农业、工业和公共服务场景。 海外市场的需求并不只来自军事领域，巴基斯坦等国需要植保无人机服务农田，马来西亚棕榈园需要喷洒设备，德国市场存在影视拍摄、警务巡逻和电网巡检需求，菲律宾等岛国也需要无人机参与物流配送和灾害监测。 对这些用户来说，无人机首先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不是某个国家政治立场的象征。美国市场关闭之后，农业、工业、影视和应急领域的需求仍然存在，只是订单流向了其他市场。 中国无人机产业内部也形成了不同赛道，大疆覆盖消费级和行业应用，极飞侧重农业，道通智能布局消费及行业市场。至于彩虹、翼龙等大型无人机，则属于另一套军贸和航空装备体系，不宜与消费、工业无人机的出口数据简单并列比较。 这种竞争并不只发生在整机品牌之间，飞控、云台、摄像头、传感器、电池、通信模块和行业软件都在同步迭代，企业要想留在市场里，就必须不断降低故障率、提高续航和作业效率。 规模带来的订单，又反过来摊薄研发和制造成本，形成“卖得多、成本低、继续扩大市场”的循环。大疆的优势也不只是卖一台飞行器，云台、运动相机、影视稳定器、自动化机场、行业软件和数据平台，已经围绕飞行影像与行业应用形成了组合。 无人机企业积累的视觉避障、路径规划和自动控制能力，还能迁移到地面移动设备和汽车智能驾驶等领域，产品看似从天空转向地面，背后依然是感知、决策和控制能力的延伸。 这也是美国本土企业难以迅速接替中国品牌的原因之一，美国企业可以获得政府订单，但在产能、价格和完整配套方面未必马上追上。 部分公共部门即使不愿继续采购中国无人机，也会面临替代产品更贵、交付更慢、功能不够完整的问，限制措施可以改变采购规则，却不能凭空制造出成熟的供应商网络。 无人机行业也不能只看销量，小型无人机成本低、部署灵活，但反无人机技术正在发展，干扰、诱骗和直接拦截都会影响实际效果。无人机数量增多后，人员培训、维修、补给和通信保障等后勤问题也会变得突出。 未来的竞争，不只是“谁卖得多”，还要看谁能把设备、软件、人员和服务组织成稳定体系。行业竞争也需要标准和服务来支撑，无人机不是一次性消费品，飞控安全、数据管理、飞行规范、维修培训和应用软件都关系到长期使用。 只有把整机、零部件、软件、培训和售后连接起来，企业才能把一次订单变成稳定的行业生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无人机的海外增长既是品牌竞争，也是产业体系竞争。 美国可以限制某些产品进入本国，却很难在短期内复制一整套从零部件